女性主义的两大派别
1970年后，女性主义进入新阶段，但其内部始终存在分歧：因为女性主义并非统一组织，而是一个由多元思想、流派和人物组成的“星云”，目标也难以精确定义，是争取女性平等、全人类平等，还是彻底推翻父权制？这种复杂性催生了两大主要派别：
- 平等女性主义：强调男女在理性、权利和义务上的同质性，主张两性合作、平等共存，并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潮中与阶级解放相结合；
- 差异女性主义：突出女性在生理、经验、伦理和创造力上的特殊性，强调与男性主体性决裂，批判“强奸文化”和“阳具权力”，甚至把两性视为压迫者与受害者的两个对立宇宙。
强调母性的女性主义
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和英语世界的女性主义者常以“母性”与“女性特殊性”为论据，争取进入公共生活。在德国，“母性精神”(Mütterlichkeit)成为女权运动的重要思想基础，教育家与出版人通过强调女性在养育与关怀上的价值，论证她们的社会合法性。在美国，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等组织推动公共卫生与消费监管，展现了妻子与母亲角色如何延伸为公民责任。法国女性同样通过慈善、宗教与差异女性主义的论点进入社会，将家庭的关怀扩大到公共领域，逐渐推动市政改革与社会福利。无论是教育、卫生还是消费，母职被塑造为一种公共职能，使女性在缺乏选举权的时代，借由“母性政治”成为社会改革的核心力量。
母性主义、和平主义及生态女性主义
20世纪以来，母性主义在不同地域不断转化：它既支撑了女性与和平主义、环保运动的结合，也在非洲、亚洲与欧洲的社会实践中为女性争取了公共空间。从法国的反军国主义、英国的反核抗议，到瑞典弗格尔斯塔德团体倡导“与地球和平共处”，再到非洲女性为粮食、住房与和平而奋斗，母职和养育被政治化为女性进入社会的合法理由，并在生态女性主义中发展为对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双重批判。
然而，这种以女性特质为根基的差异女性主义始终存在风险：它可能在赋予女性公共责任的同时，也把她们固定在“天生照料者”的角色中。相比之下，平等女性主义强调以能力和创造力突破男性垄断的领域，不再依赖性别特质来证明价值，从而更有力地挑战父权制。
女性主义的统一性
尽管各国、各流派的女性主义在理论上存在分歧，全球女性主义却始终共享三大核心：
- 其一，承认女性是自由而自主的主体，拥有与男性同等的尊严与权利；
- 其二，源自对“不公平”的反抗意识，不论是反对婚姻束缚、摘下面纱，还是通过街头抗议、象征性行动来挑战父权秩序，女性主义都体现出一种叛逆与抵抗；
- 其三，它具备强烈的集体维度，通过报刊、游行、组织和跨国网络，女性不断以公共方式发声，从19世纪的大会到当代的#MeToo，始终在延续斗争的传统。
这种实践跨越文化和国界，既有秋瑾号召中国女性走出家庭、寻求独立，也有中东、北非女性摘掉面纱的抗议，更有当代西方环保主义、性自由与身体权利的捍卫。女性主义的意义在于为个体与群体争取最广泛的权利——从教育、工作、投票到生育选择和身体自主——它不是某一文化的特权，而是跨越地域的普遍追求。最终，女性主义不仅改变了女性的生活方式，也不断动摇既有的父权体系，把争取自由与平等的斗争推向更广阔的全球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