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型男性气质

男性暴力与厌女症的现实触目惊心。统计显示四分之一美国女性遭受过严重配偶暴力。厌女症并非男性气质的必然，而是其误入歧途的病态表现。它通过犯罪、特权和刻板印象三种方式维系父权制，表现为杀妻、强奸、家庭暴力、荣誉处决和“杀女”等现象。无论是古罗马律法允许丈夫“管教”妻子，还是当今欧洲、拉美、印度的家暴与强奸问题，性别暴力的普遍性都显示出父权秩序的深厚根基。尤其在拉美和印度，强奸与谋杀女性的案例频发，而“杀女”现象更是将女性的生命剥夺在出生前，造成亚洲多达1亿至1.5亿女性的缺失，加剧了社会紧张与犯罪。

这种厌女暴力不仅被长期容忍，甚至在父权文化中被合理化：人们传播夫权观念，指责受害者，视男性的暴力为“自然冲动”。与此同时，男性群体内部的相互庇护更让犯罪者轻易逃脱谴责。哲学家阿尔都塞杀妻后得到朋友和学生们的辩护，媒体与社会甚至将他描绘为“悲剧受害者”；政治人物如斯特劳斯—卡恩面对强奸指控时也获得广泛袒护。新闻报道常夸大案件的猎奇性，将责任最小化，并模糊受害女性的存在。由此可见，厌女暴力并非个别，而是父权制系统性失败的结果：它既是对女性解放的复仇，也是对维持男性权力结构的血腥维护。

从脏衣篓到精神负担

男性在社会中通常拥有难以察觉但根深蒂固的特权，这种优势渗透于工作晋升和家庭日常分工，维系着性别体系的结构性不平等。无论是在以女性为主的行业中更容易获得认可与晋级，还是在家庭生活中理所当然地将照料和家务责任推给女性，男性都凭借社会体制赋予的便利享有更多资源和声望。

女性则不得不在职场与家庭之间承担“双重工作日”的重压：工作中被资本主义剥削，家里又要承受家务和照护压力。这些劳动和精神负担常被社会自然化为女性本应负责的事务，让女性在无形中长期劳累且缺乏认可，而男性则通过“无暇顾及”或“能力不及”等理由轻易免除相关责任。这一制度性分工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父权体制深层规则的体现，使女性不得不背负沉重且不被承认的劳动负担。

职场歧视

女性在职场上面临来自家庭负担和制度性歧视的双重压力。现有的工作环境和规则往往由男性主导设计，缺乏对育儿和家庭责任的考量。例如，会议和加班时间容易与照顾孩子冲突，使许多女性不得不在职业晋升和家庭责任之间进行艰难选择，这限制了她们的发展空间，导致在婚姻市场上更倾向于“低娶高嫁”——即女性更可能与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结婚，而男性则可选择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反映出结构性的不平等。

“母职惩罚”进一步加剧女性的不利处境：在孩子年幼时期，女性的就业率显著下降，尤其在产假和托育政策不完善的国家更为突出。这使得母亲往往不得不退出或降低工作强度。女性因此集中在低薪和不稳定的岗位，还因行业高度的性别隔离难以进入高薪与晋升机会较多的领域，整体收入普遍低于男性。

在心理层面，许多女性容易陷入“冒名顶替综合征”（Impostor Syndrome）——即怀疑自己能力、不敢争取更高职位或报酬。此外，女性往往比男性更保守地进行薪资谈判，同时受到从小建立的性别规范影响，比如“谦虚”、“顺从”，导致自信心受挫，难以获得职业上的成长和晋升机会。

与此同时，女性在企业高层、公共部门、医疗与学术界的晋升机会极其有限。即便有相当成就，女性高管或教授的比例仍远低于男性。在大学、医院和研究机构中，女性人数在职级越高处越稀少，尤其在育儿阶段更容易中断职业发展。缺乏女性榜样、男性内部的性别扶持以及对职业女性的敌视，使得许多女性被迫放弃事业或主动回归家庭。虽然政策与社会呼吁不断，但体制惯性和父权制特权依然使女性的奋斗充满不平等与阻力。

性别刻板印象

有毒的男性气质长期依靠丑化女性来维系父权秩序，塑造出“美艳的傻子”“贪婪的妖女”“解放的悍妇”等刻板形象，将女性或描绘成愚蠢依赖、或视为危险诱惑、或贬斥为不合性别本分的野心家。这种歧视不仅存在于文学、学术和职场中，也深深渗透进家庭教育、玩具市场、社会活动和语言习惯：男孩被鼓励冒险探索，女孩却被限制在家务、时尚和情感角色中；社会为女性设定安静、顺从、体面而无野心的行为规范，使她们终其一生被塑造成“为他人而活”的存在。由此，性别刻板印象和社会制度共同构筑了女性的无形枷锁，让男性特权始终保持优势。

性别歧视与大众文化

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广告、电影和电子游戏不断强化对女性的物化与刻板印象。广告将女性塑造成要么是为家务操劳的贤妻，要么是以性吸引为核心的商品附属品；电影则延续“英雄出征、女性等待”的叙事模式，女性不是被拯救的对象，就是献给男性的奖赏；电子游戏同样深受男性中心主义影响，多数角色为男性，而女性形象则被性化和工具化，如劳拉·克劳馥或贝优妮塔等。通过这些文化产品，女性被反复塑造为被动、依附或被凝视的存在，从而巩固了男性特权。

不过，自20世纪末以来，社会逐渐开始抵制这种有毒的男性气质。监管机构减少广告中的性别歧视内容，影视作品中涌现出具备智慧和力量的女性角色，如《末路狂花》的女逃犯、《永不妥协》的吹哨人或《朱丽·莱斯科特》的女警局长。电子游戏也逐渐创造出更复杂、更独立的女性形象，例如《最后生还者》的艾莉，她坚韧、果敢，甚至比男性主角更受认可。这些变化为女性争取了更多的能动性，也为打破父权文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女“帮凶”

厌女文化不仅由男性推动，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女性自身所延续。色情作品和言情小说常常将女性塑造成依附男性的对象，甚至将暴力与爱情相联系，令女性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被支配的角色。部分女性主动或被动认同父权价值，借此获取有限的社会地位或家庭权力，例如婆婆对儿媳的控制，或保守母性主义对“贤妻良母”的推崇。在职场中，女性上级有时也会充当父权制的“女帮凶”，甚至责怪受害者，从而复制了性别歧视。这些现象表明，刻板印象不仅外在压迫女性，也被女性内化为自我规训。

然而，这种女性对父权秩序的认同，本质上依旧是一种被动的策略与自我防御。无论是支持割礼、殉夫的传统，还是反对女权与堕胎的政治立场，许多女性在选择顺从的同时也成为了受害者。要打破这种局面，既需要揭示并抵抗父权制隐藏的歪曲与压迫，还要呼吁所有男性主动自省：不要把性别暴力和不平等看作“与己无关”的问题。一旦明确自身在父权体系中的位置和责任，更应积极参与反对和改变这种不公，共同推动平等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