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亦然

自20世纪60年代起，女性主义者开始争取女性性权利，揭露各种暴力与歧视，主张性解放的核心在于平等与尊严。女性解放意味着女性对身体拥有自主权，包括实践性行为、保障性安全和表达欲望的权利，并要求男性气质学会尊重女性的主体性与不可侵犯性，从而实现性别正义。

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阿迪契和法国作家莱拉·斯利马尼强调性感与解放并不矛盾，女性有权选择外表和穿着而不受骚扰，这构成对父权与暴力的抵抗。与此同时，恋爱、调情和性活动必须建立在“同意”的前提下，缺乏明确规则的情境极易滑向侵犯，如约会型强奸。男性的行为因而必须接受反思，以确保性与爱情关系不再成为支配与暴力的延伸。

引诱中的社会关系

在人们印象里，引诱好像只是男女之间的情感火花，但实际上，它深受社会文化和性别关系的影响。不同国家和时代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

• 在巴西，过去的“namoro”是一种在家长严格监督下的恋爱形式，强调家庭荣誉；
• 在法国和意大利，传统上男人要先开口示爱；
• 而在今天的交友软件里，女性也有机会主动表达兴趣。可以看出，引诱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被各种社会规范和性别观念塑造出来的。

历史上，从骑士小说里的“勇士赢得淑女”，到卡萨诺瓦的情史和《危险关系》里的故事，爱情文化常常把女性当成奖品，让男性通过“征服”来证明自己。这种模式看似浪漫，其实强化了男性的主动地位和支配权。

与此同时，恭维、礼节和目光背后的含义决定了它们是令人愉悦还是构成骚扰。真正的性别平等意味着引诱应建立在双方意愿与尊重之上，不得以浪漫之名强加欲望，更不能混淆引诱与骚扰。性别正义下的引诱应保障自由——既包括追求与表达欲望的自由，也包括拒绝和被拒绝的自由；它要求互相承认彼此的边界，让调情、幽默与欲望成为基于平等的交流，而非支配与侵犯的延伸。

性行为的条件

成年人有权自由决定自己的性生活，但“同意”是法律的底线。问题在于，权力不对等的关系（如师生、上司与下属）可能让“同意”失真。传统上，人们习惯依靠肢体语言、沉默或默契来判断，但这些往往会掩盖女性在恐惧、尴尬或压力下的被动让步，从而造成“灰色地带”，与强奸极为相似。女性主义运动因此提出“不要就是不要”，要求明确拒绝必须得到尊重，否则就是骚扰甚至暴力。随着观念进步，美国部分大学与州法律开始推动“明确同意”（affirmative consent）的理念，即性行为必须得到清晰、积极的口头或行动确认，而沉默、醉酒或不拒绝都不算同意。

然而，这一规则也引发了争议。批评者认为它让性显得过于“程序化”，甚至破坏浪漫与激情；也有人担心会带来事后指控或滥用。有人尝试用手机应用记录同意，但这种做法本身也被质疑。总体而言，更合理的共识是：言语或行动上明确的“是”或“否”是必要条件，没有表达并不意味着同意，拒绝必须得到尊重，任何强迫行为都是违法的。真正摧毁欲望的不是规则，而是暴力。只要在教育和文化中普及这种尊重同意的意识，人们就能在自由和安全的前提下，建立更加平等、健康的亲密关系。

愉悦之平等，身体之自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性被当作男人的权力象征，女人则常被看作是被“拥有”的人。比如，过去一些文学作品甚至现实观念里，都强调女人要把身体“献给”男人，结果就是女人在性中经常被忽视。研究也发现，在异性恋的性行为里，男人大多能获得高潮，但女人的比例却低很多。原因有几个：一是大家不重视阴蒂这种最能带来快感的器官；二是很多男人在性里只顾自己，缺乏交流；三是教育和社会很少告诉女性如何认识自己的身体和欲望。久而久之，性被固定成一个“父权化”的剧本：以插入和射精为中心，男人的需求先于一切，而女人的感受却被压抑或否认。

其实，性本来应该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和探索，是一个学习、交流和共同享受的过程，而不是一方占有另一方。换句话说，好的性生活不只是“做了没做”，而是双方都能感到被尊重、被理解，并且能从中获得愉悦。这样不仅能改变“高潮差距”，也能打破长期以来把性只当作男性特权的局面。

因此，性别正义要求我们重新定义男性气质与性教育。性教育不仅要讲避孕和疾病，还要谈欲望、愉悦、同意与拒绝，承认女性的高潮权与性的多样性。男人也应学习放下“以阳具为中心”的观念，理解温柔与沟通的重要性，并敢于探索平等、多样的性实践。与此同时，女性应有权决定外貌、性生活与生育权，而不是被国家或男性替代。无论是月经羞耻还是堕胎禁令，都是父权制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打破这些禁忌，才能实现真正的性自由和平等。

性骚扰的祸患

性骚扰在法律与社会层面都具有复杂性。法国法律在定义上与欧盟存在分歧：欧盟将其视为“攻击他人尊严”的行为，而法国强调其特殊性，避免与其他罪行混淆。在职场中，性骚扰既可以是直接的强迫与羞辱（如言语骚扰、强行邀约、性勒索），也可以是通过营造敌意氛围来间接实现（如性别歧视笑话、展示色情图片等）。这些行为虽被辩解为“玩笑”“凝聚团队”，实则本质上都是对女性的侮辱和贬低。统计显示，在法国，每5位女性中就有1人经历过性骚扰，但揭发者中有40%会遭遇报复，而94%的被告最终未被判刑。这种制度上的失灵，使得法律保护显得虚弱无力。医疗领域尤其典型，女实习医生在权力不对等和封闭空间中更易受到侵害。

在公共空间，性骚扰则体现为男性气质的支配性展示或挫败后的抗议性发泄。尾随、辱骂、纠缠女性的行为不仅跨越阶级，也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在埃及，高失业率和缺乏隐私空间加剧了骚扰问题；在阿尔及尔，年轻男性甚至以动物化的称呼贬低女性，将自己塑造成“征服者”。然而，社会和机构普遍对这一问题冷漠，往往只强调保护白人女性免受“外族”骚扰，而忽略了更普遍的性别压迫。旅行指南中的防骚扰建议更折射出社会对女性责任的转嫁：要求女性隐藏身体、装作已婚、保持冷淡，甚至用戒指制造婚姻假象。这些提示并未解决问题，而是把避免骚扰的负担推给了女性，暴露了性骚扰在全球范围内被系统性忽视与容忍的现实。

根除性侵犯

自18世纪起，随着人权理念兴起、刑法强化和战争减少，针对女性的暴力逐步下降。美国在1973至2008年间强奸率下降80%，伴侣暴力也锐减。但在国家秩序崩溃时，女性依旧承受高风险。虽然“犯罪型男性气质”全球普遍存在，但部分地区尤为严重，甚至出现“杀女罪”、女性割礼和人口贩卖。女性主义与女性担任公职对削弱父权文化有帮助，但必须辅以强有力的立法与司法介入。

21世纪以来，拉美多国将“杀女”入刑，巴西出台《玛丽亚·达·佩尼亚法》，中国施行《反家庭暴力法》，并推动跨国合作。新技术与社交网络也提供了新的维权工具，从报警应用到MeToo运动，都展现了民间力量的崛起。男性内部同样出现分化：有人延续厌女文化，有人则积极参与反抗。未来的性关系有望被重塑为一种基于尊重和愉悦、摆脱暴力的“后韦恩斯坦时代”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