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自带的焦虑

男性危机并非当代才出现，而是源自 支配性男性气质 内在的焦虑：男人必须不断证明自己“够男人”，惧怕软弱与女性化，从而通过暴力、牺牲或排斥女性来维系身份。印欧神话、希腊罗马文学、卢梭的批判，以及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都揭示了这种长期存在的忧虑。20世纪上半叶，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更是将对“去男子气概化”的恐惧转化为对女性与民主的敌意，鼓吹“真男人”才能拯救文明，显示出男性危机在历史上反复以新的形式爆发。

男性的战争

男性气质在文化和历史中始终通过对比和排斥来建构合法性：从西部片、歌剧到战争叙事，不同类型的男人彼此碰撞，形成正邪、强弱、老少的对立，而“不够男人”的群体——如贫困者、犹太人、黑人、同性恋——则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被视为威胁民族活力的“蛀虫”。这种支配性男性气质依靠羞辱和贬低他者来不断重申自身的正当性，从军队到社会分层都以这种逻辑运作，排斥弱者、知识分子或“不合格”的男性。

同时，政治与极权主义更是利用“新男性”的神话来巩固权力：法国大革命中以阳刚形象象征共和国胜利，20世纪的法西斯和纳粹政权则大力宣传强健的士兵和完美的男性身体，借此将敌人塑造成病弱、女性化的威胁。即便是受害群体也被迫回应这种压力，犹太人和同性恋者纷纷打造新的肌肉化男性形象，以摆脱污名并重获认同。由此可见，男性战争不仅比性别战争更早、更暴力，也揭示了男性气质在不断斗争和排斥中维系合法性的深层机制。

教养与痛苦

支配性男性气质通过强制力量、角色规范和成功义务压迫所有男性，最终令整个性别成为受害者：男孩从小被禁止流露脆弱和情感，被迫戴上“面具”以符合男子气概的标准，这种教育模式把他们推向暴力、边缘化或病理化，美国和欧洲甚至通过药物管理“多动症”男孩，将其视为社会隐患；成年男性则被锁入“养家糊口”模式，承受体力劳动、经济支柱和社会责任的双重重压，一旦身体或精神垮掉便失去地位。那些试图逃离父权环形系统的男人往往付出被鄙视和排斥的代价，最终导致他们陷入过劳、疾病、监禁或愧疚之中，暴露了男性危机背后隐而未决的制度性困境。

缺席的父亲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思想家和精神分析学家频繁表达对“无父社会”出现后权威衰落的担忧。但实际上，许多父职缺席现象并非仅由男性个人的选择所致，而主要源于更深层的社会结构性原因：工业化让工人离开家庭、生活困顿及酒馆文化削弱了父亲角色；殖民者对混血子女的遗弃、奴隶制和失业剥夺了黑人父亲履行家庭职责的机会。这些历史与制度性压迫导致非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形成以母亲为核心的家庭结构。虽然有观点将此现象归咎于男性不负责任，学者们认为其根本原因是社会体制的不平等所造成，压制了工人、士兵、黑人及贫困群体发挥父职的能力，使得父亲形象在多个历史语境中不断弱化和边缘化。

男性死亡之时

自19世纪末以来，男性在各个国家和年龄段的死亡率始终高于女性，35至65岁间的死亡风险甚至是女性的两倍。20世纪80年代，欧美及日本的女性普遍比男性多活6至8年，俄罗斯差距更高达13年。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既有吸烟、酗酒、不良饮食等健康习惯问题，也有高危职业、暴力冲突、交通事故以及男性普遍拒绝寻求医疗或心理帮助的倾向。在交通和暴力事件中，男性既是主要施害者，也是主要受害者：如美国90%的杀人犯是男性，而77%的受害者同样是男性；在法国，致死性交通事故80%以上由男性引发，摩托车死亡者中男性更占96%。

在自杀率上，男性情况尤为严峻：全球范围内男性自杀率是女性的3至4倍，美国老年男性自杀率甚至是同龄女性的10倍。白人男性占美国自杀总数的72%，枪支自杀人数的79%。尽管教育和就业性别差距逐渐缩小，但1970至1990年间各国男女自杀率差距反而扩大，尤其是在经济不稳定、失业严重时，男性因未能履行“养家者”角色而感到羞耻和绝望，成为典型的“去自杀的养家者”。此外，年轻男同性恋因社会排斥风险更高，老年男性则在孤独与抑郁中更脆弱，进一步凸显了性别角色与社会期待对男性心理健康的深刻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