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的原因
男性参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复杂而多元，他们既可能因爱情与家庭联结支持女性，也可能因共情而反对缠足、为受压迫女性发声，或因社会效用与国家利益而倡导性别平等。
从废奴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推动教育与投票权的改革，许多男性以正义与人权为理由加入斗争。然而，这种“男性女性主义”常遭质疑：有人认为它延续了父权特权，是“新型性别歧视”；也有人赞赏男性思想家和行动者的勇气。事实上，男性能率先发声并非因道德更高，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教育与话语权。于是，这群矛盾的“男性女性主义者”既推动了性别平等的进程，也暴露出女性主义内部对权力与代言关系的深层反思。
女英雄、女文人和女先知
在人类追寻乌托邦社会的想象中，艺术与思想常以三种女性形象寄托解放愿景：女英雄、女文人和女先知。
- 亚马孙女战士、朱迪斯与木兰等形象象征女性突破性别束缚的勇气与力量；
- 自文艺复兴以来，知识女性的形象逐渐被肯定，欧洲与中国的思想家们纷纷提倡女性受教育，强调智力不分性别；
- 而女先知则被赋予启示未来的使命，从德尔菲神谕到圣西门主义者笔下的“人类再生希望”，都把女性视作文明的精神引领者。
尽管这些想象中混杂着男性的浪漫化投射，但它们折射出一个历史趋势：女性权利作为人权的重要部分，逐渐成为民主与社会进步的组成要素。
倡导平等的男性思想家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一批思想家开始以平等和自由的普遍原则为基础，直面女性被排除在公民权之外的不公。孔多塞在《关于接纳妇女享有公民权》中尖锐批评性别偏见，认为这与种族歧视一样违背民主本质。他不仅呼吁赋予女性选举权与教育权，还把女性解放视为社会正义与理性一致性的必然要求。同一时期，德国的希佩尔、英国的劳伦斯等人，也尝试从公民社会改革或母系社会想象出发，探索女性摆脱父权统治的路径。
19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对女性解放的理解。查尔斯·傅里叶提出“女性地位是社会进步的试金石”，把历史进程与女性自由紧密联系，并批判婚姻与爱情制度中的压迫。其影响延伸到比利时教育家佐埃·德加蒙及孔西德朗等人，他们在普选权问题上直言女性仍被剥夺基本权利。与此同时，罗伯特·欧文、威廉·汤普森等人则将婚姻比作奴隶制，强调女性不应被父亲或丈夫代表，必须直接拥有投票权。自由主义者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及其妻子哈莉特·泰勒则通过《妇女的屈从地位》等著作，揭露婚姻、教育与公民权制度下的性别压迫，推动了制度层面的改革诉求。
这些思想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还通过实际的政治行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密尔在1866年为女性请愿，虽然修正案未获通过，但掀开了英国女性选举权运动的重要篇章，并激励了布莱特、考特尼等议员，以及诸多男性联盟组织为女性争权。其后，像佩斯克—劳伦斯这样投身斗争甚至身陷囹圄的男性，更凸显了跨性别的盟友作用。这些思想与行动一起，推动女性主义进入公共议程，连接起启蒙理想、社会主义乌托邦与自由主义改革，为现代性别平等奠定了思想与政治的双重基础。
男人中的女性主义引发的争议
亨利克·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自1879年问世后迅速传播到欧美、亚洲，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激烈讨论，成为“新女性”象征。它影响了《青鞜》等女性刊物和爱伦·凯、波伏娃、贝蒂·弗里丹等思想家，展示了文学在女性解放运动中的巨大力量。与此同时，19世纪欧洲的男性思想家如意大利的萨尔瓦托雷·莫雷利和法国的莱昂·里歇尔、拉库尔等，也积极推动女性权利议题，虽常遭讥笑与边缘化，却通过出版物、协会和国际会议为教育权、婚姻改革、公民权等争取发声。法国政坛虽对妇女投票权多持轻蔑态度，但仍有松巴、比松、维维亚尼等政治人物，以及布鲁姆在性教育议题上的介入，构成了对女性主义有限而持续的支持。
20世纪初，跨国背景下的男性女性主义也逐渐成型。在美国，戴尔和伊斯特曼等知识分子不仅推动妇女选举权，还把女性解放视为伴侣关系和男性解放的契机，得到杜威等学者支持，虽遭舆论贬斥，仍建立了全国性男子联盟。在阿拉伯世界，泰赫塔维、卡西姆·阿明和哈达德则将女性教育、废除一夫多妻制与文明进步相联系，挑战传统与宗教禁令，但因此饱受批判甚至付出个人代价。这些跨文化的男性声音虽数量有限，却在思想与实践层面共同推动了女性主义的全球化进程。
带来解放的男医生
19世纪以来，医学与生殖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女性解放。布里凯揭示歇斯底里症与神经系统相关，动摇了“子宫病”的成见；罗宾、奈莉·鲁塞尔等人倡导节育权，强调母职应是自由选择；埃利斯等性学家肯定女性性欲，打破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压抑观念。无菌技术、奶瓶喂养和避孕药的发明更是降低了分娩风险，使女性有机会进入公共领域。此后，拉马兹的“无痛分娩法”和西蒙推动的避孕合法化、堕胎立法，均是医界与政界男性女性主义者的重要贡献。他们以科学与实践帮助女性获得身体自主权。
然而，这些进步往往伴随着激烈的社会冲突。法国共产党长期拒绝支持堕胎合法化，美国的“反堕胎运动”甚至以谋杀、纵火和爆炸攻击妇科医生与诊所。由此可见，真正的分界线并不在于性别，而在于是否认同女性主义的政治立场：在一边的是男女皆有的思想家、医生、法学家和社会活动者，他们敢于挑战父权秩序；另一边则是厌女或冷漠的多数人，维系着旧有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