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品格的男子气概
父权思维通过“支配性男性气质”构建男性的优越性，这种气质在历史上虽具多样形式，却始终与权力、武力和支配紧密相连。从古代的国王、武士到现代的政治领袖、企业家与运动员，男性都以统治、冒险和征服来展现男子气概。胡须、肉食、酒精、武器、骑术乃至汽车和摩托，成为标榜男性身份的象征物，强化了“阳刚=力量”的文化逻辑。资本主义更是将这种男性符号商业化，把皮卡、香烟、帽子等消费品包装为大男子主义的标志。
由此可见，无论在制度、物品还是文化实践中，男子气概都被持续神话化，并服务于父权秩序的稳固。
民族模范
澳大利亚社会学家雷温·康奈尔提出的“霸权男性气质”概念，强调男性气质并非天生，而是特定社会性别秩序中的权力位置，它通过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合法化维系父权统治。
在不同地方和历史时期，“男人气概”的标准会变，比如英国过去流行肌肉和自律、地中海地区重视家族和仪式、西班牙和美洲喜欢暴力和征服，美国推崇牛仔和冒险英雄。这些刻板印象，通过文学、电影、广告等不断被强化，渐渐让人觉得男人就该这样，而男人也要朝这些标准努力。它们塑造了集体刻板印象，并通过文学、传说与大众文化不断再生产，使男性统治以民族身份和英雄形象的形式获得合法性。
男性的四大胜果
支配性男性气质之所以能行使权力，在于它通过多种形态建构男性的优势位置：
- 炫耀型强调勇气、欲望与奢华，以冒险和荣誉文化展示雄性傲慢
- 自控型强调克制与纪律，把自我管理作为文明和统治力的象征
- 牺牲型通过为信仰、国家或集体献身，将男性气质神圣化并转化为殉道精神
- 不明朗型则能同时吸收女性气质，展现脆弱、感性与装饰性，使男性拥有更广阔的表现空间。
不同形态的男性气质不仅提供了维系父权的工具，也让男性在社会中既能通过力量与牺牲建立权威，又能借模糊性强化支配，使性别不平等在多样的文化叙事和仪式中不断再生产。
制造男人
男人并非天生，而是后天被塑造出来的。男孩从父亲的私密教导开始习得性别法则，阴茎、性欲和身体动作被赋予性别确认的意义；同时，成年礼和男性集体仪式强化了这种规训，强调“男人只能由男人生产”。这种过程往往带有与女性身体相对应的象征行为，如割礼流血或模拟孕肚，并通过强制分离母亲与女性世界，使男孩彻底“重生”为真正的男人。
军队和男性社交空间则是男性气质再生产的重要场所。征兵、营房、战壕与军舰塑造了一种新的身体文化，通过纪律和兄弟情谊强化男性身份；矿井、俱乐部、酒馆、兄弟会和咖啡馆等公共空间，则维系了男性专属的友情网络与权力结构。这些机制保证了支配性男性气质在代际之间的延续，使“真正的男人”在社会、制度和文化中不断被复制和再生。
男性普遍主义
支配性男性气质不仅依靠身体和社会制度维系，还通过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把男人与“低等”的女性及“娘娘腔”区分开来。这种二元化贯穿文化与思想：强壮/软弱、理性/非理性、主动/被动、光荣/卑鄙，甚至在宗教、艺术和政治中反复被确认。女性被贬抑为消极、依附的存在，而男性则被塑造成普遍、积极和中立的标准，从而掌握代表全人类的权力。
这种偏见深深渗入语言。许多语言中“人类”与“男人”同词，阳性词汇常作中性泛指，而阴性词汇只能局限指女性。男性词汇往往象征荣誉和力量，而女性词汇则常与低贱或侮辱挂钩：如法语courtisan意为高雅朝臣，阴性courtisane却指妓女；英语、德语、法语里对女性身体的粗俗词汇更被延伸为骂人的脏话。甚至在汉语和日语中，女性的书写符号和日常用语也带有“顺从、依附”的意味。
语法与言语习惯同样强化了性别不平等：法语中阳性优先规则压制了阴性形式，日语中男性语言被视为中立，而女性必须使用被“女性化”的礼貌表达。这些制度化的差别使女性始终被固定在“特殊性别”的位置上，而男性则稳居普遍、代表性的主体地位。
何为父权
支配性男性气质在父权制度下繁荣发展，它通过将女性禁锢在家庭、限制于“女性光环”的角色中，剥夺她们的象征性和社会性力量，只留下身体的实用价值，从而让男性得以自诩为全人类的代表，独占道德与规范的权威。父权制借助历史、思想、文化与制度构建了一套机器般的机制，并非所有男性都受益，也非所有女性都受害，许多“失败的男性”同样被排斥和牺牲。
然而，父权制依旧以男性为普遍性和优越性的象征，把支配性男性气质包装成崇高文化与唯一正统。女性主义革命正是要揭开这种制度化性别歧视的伪装，对抗其垄断性的权力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