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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行女性主义的国家领袖

非支配性男性气质强调的不仅是尊重女性意愿,更在于建立能切实保障女性自由的制度,使其不受任何性别束缚,从而把女性主义诉求纳入民主核心。事实上,女性主义政治反对的不是男人,而是战争、专制、宗教极端主义等男性气质的灾难特征,男性也应当自我抗争。联合国及多家国际组织推动了多种性别平等项目,但贫穷、战争与宗教专制仍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问题在于,口号与实质常被混淆,许多平等承诺最终流于表面。少数领导人如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敢公开自称女性主义者,并以政策实践平等,尽管其重点更多放在改善女性处境而非重塑男性。

参政权

女性进入权力机构并不等于平等,关键在于能否被倾听和真正掌权。现实中,她们常被忽视或打断,因此需要制度保障,如配额制来提升发言权和政治份额。比利时、塞内加尔和印度的经验表明,女性主导能带来更积极的参与和公共利益的改善。性别正义的核心在于:平等的合法性、发言权和政治份额

战斗的女人,和平的女人

支配性男性气质长期将战争与政治垄断为男性领域,但历史与现实揭示了另一种可能:非暴力的男人、战斗的女人与推动和平的女人都打破了这种格局。甘地、马丁·路德·金等人证明了非暴力是一种积极力量,而女王、女兵和库尔德女性战士也显示女性能与男性一样参与战争,甚至在某些时期更为好战。然而在和平谈判中,女性仍被严重排斥,导致协议脆弱。研究表明,女性参与不仅能增强信任、关注教育与安全等关键议题,还能让和平更持久。因此,非支配性男性气质要求男性承认并保障女性在战争、和平和政治中的平等角色,与她们共同承担公民与军事责任。

服务于女性的民主

极权政权往往以男性独裁者为核心,借军国主义和父权制压制女性,将其赶回家庭。即便出现妇女权益提升,也多是自上而下、工具化的改革,如苏联、土耳其或突尼斯的案例,这些措施常出于国家现代化或政权合法化的目的,而非真正的性别平等,因此缺乏社会根基,随意识形态转向便可能被削弱或撤回。虽然卢旺达和古巴等威权国家女性参政比例极高,但安全与权利并不等同,女性依旧面临国家暴力与言论压制

要让民主真正成立,光有“人权”是不够的,必须明确把女性的权利纳入其中。同时,还需要建立一套持续性的公共监督和批判机制,去防止男性气质被重新包装成父权的权力工具。这就是所谓的“反男性气质”——它并不是要消灭男性,而是要让男性气质无法再被某一方独占。通过不断的争论、对话和分歧,社会能保证男性气质保持开放和多元,像一块“无主之地”,而不是某种不可挑战的统治模式。

打击女性贫困

  • 在全球范围内,女性是贫困和饥饿的主要受害者,占饥饿人口的60%。
  • 在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女性从事非正式工作,缺乏合同和社保,还要承担沉重的无偿家务劳动,如打水、拾柴,常常导致女孩辍学。
  • 继承权上的歧视更让女性难以拥有土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土地所有者仅15%,而在中东和北非仅5%。
  • 教育方面,全球约有5亿文盲女性,占成人文盲总数的三分之二,南亚、西亚和非洲等地区尤为严重。文盲不仅影响女性自身发展,还加剧健康风险与高生育率,而教育的提升能显著改善工资、延迟婚龄并降低怀孕率,直接关系到国家的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

许多案例显示,男性在支持女性解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桑卡拉推动土地改革,尤萨夫扎伊创办女校,穆鲁加南塔姆发明低成本卫生巾机,阿贝德和查凡通过非政府组织促进女性教育与健康。电视剧、社会运动和小额信贷等举措也推动了女性的自主与发展,但这些努力难以替代政府作用。只有国家通过公共资金和政策干预,如加强教育、卫生、司法系统中的性别平等机制,才能实现长远改变。女性解放既需要社会各界的协作,更离不开国家治理结构的根本改革。

压迫性质的宗教

宗教在许多社会中通过父权化的传统和教义强化了对女性的压迫,将她们限定为贞洁处女或母亲,甚至用“保护”的名义掩盖蔑视。《圣经》《古兰经》等经典的保守解读常为性别歧视提供合法性,从天主教会排斥女性担任圣职,到印度教极端主义者为寡妇自焚辩护,再到伊斯兰国家的神权与独裁结合,使女性在婚姻、继承、离婚和社会参与方面遭受系统性不平等。沙特、伊朗、阿富汗等地女性处境尤为恶劣,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地区也普遍存在文盲率高、婚姻强迫和性别暴力不受制裁等问题。宗教与政治的保守联盟成为阻碍性别平等的主要力量,凸显了对宗教内部性别权力关系进行反思与改革的迫切性。

穆斯林与女性主义者

21世纪以来,阿拉伯革命推动了性别法律改革,摩洛哥、突尼斯等国废除了“强奸犯迎娶受害者即可免罚”的条款,并通过反性别暴力法案;同时,埃及、土耳其、伊朗等地出现了男性参与的反骚扰与支持女性自由的运动,展现出新的男性气质。伊斯兰女性主义通过重新诠释经文、改造旧有裁决体系等方式,强调伊斯兰与性别平等并非矛盾,推动了“穆萨瓦”“伊斯兰姐妹会”等跨国网络行动。男性宗教人士、知识分子乃至国家领袖若能以非支配性男性气质为基础,分享权力与资源,积极反对父权与厌女传统,就能在民主、和平、教育、健康和宗教自由等领域为全球女性生活带来实质改善,推动性别正义与普遍正义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