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

早在公元前350年，苏格拉底便敏锐地指出：“愉悦与痛苦像是长在同一根茎上的两种果实——追求其一，往往会得到另一。” 这一哲学论断生动揭示了人类情绪的两极共生关系，使后人意识到情感体验中隐含着对立统一的规律。

时光流转至19世纪，法国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将“对立与平衡”的思考延伸到生理学。他提出“内环境稳定”（milieu intérieur）是有机体自由生活的基础，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剧变，生物体都依靠精密的自我调节机制来维持体温、血糖、pH等核心参数的动态平衡，保障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

此后，美国生理学家沃尔特·坎农进一步丰富了这一理论，首次以“体内平衡”（homeostasis）命名生理平衡机制，并提出“战或逃反应”。他强调：面临压力或威胁时，人体会激活自我保护系统，既能应对外部挑战，也能在事后恢复常态，这一切离不开稳态调节能力。

进入20世纪，心理学界对情绪调节有了新的理解。实验心理学家理查德·所罗门及科比特提出“相对历程论”（opponent-process theory）：大脑的情绪系统有一个“中性基线”，当情感经历剧烈波动（如极度兴奋或深刻悲伤）时，会产生对立机制，把情绪逐步引导回平衡。也就是说，无论爱情带来的狂喜，还是坏消息造成的沮丧，最终都会回归平静。这一理论说明，情绪的大幅起伏本身会激发相反的神经反应，帮助我们摆脱极端状态，维持心理健康。

大脑的可塑性

大脑最独特的特征之一是可塑性——它能在环境刺激下不断改变自身的结构和功能。这种能力让我们得以学习和记忆：第一次接触药物、一次深刻的体验，都会在神经回路中留下痕迹。

然而，可塑性并不总是福音。酒精和尼古丁等物质能迅速触发“大脑的对抗性学习”，即所谓“快速耐受”。哪怕在单次使用、短短几分钟内，大脑也会立刻启动补偿机制，对抗药物的效应。随着使用的重复，这种适应会加深，从短暂的调整转变为持久的重塑。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长期适应是治疗性的，例如抗抑郁药能通过改变情绪的“设定值”帮助患者恢复健康。但在成瘾药物上，适应却意味着灾难。反复使用可卡因或甲基苯丙胺，大脑会逐步降低奖励系统的基线，使得正常生活的快乐感变得稀薄。戒断带来的是空虚与绝望，而再次用药只能换来越来越微弱的快感。最终，药物不再带来“高潮”，而只是暂时缓解难以忍受的低谷。

大脑的平衡机制

所罗门和科比特的相对历程论揭示了成瘾背后的核心机制：我们的体验并非药物本身的作用（过程a），而是药效与大脑的反作用（过程b）的叠加结果。过程a代表外部刺激带来的感受，过程b则是大脑为维持体内平衡而产生的反弹效应。愉悦与痛苦、放松与焦虑、清醒与疲倦，往往成双成对，互为镜像。

随着反复用药，过程b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强、越来越持久。这意味着药物带来的主观快感（状态A）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更明显的耐受、戒断与渴求。当刺激消失，过程b会延续一段时间，导致痛苦体验超越药效本身。更棘手的是，大脑的学习能力让环境线索（酒吧的灯光、朋友的邀约、药具的影像）也能触发过程b，使人即使不碰药物也会产生强烈渴求。

这种机制不仅解释了成瘾的三大特征——耐受、戒断和渴求，也说明了为何复发如此普遍。早期的治疗尝试是让成瘾者远离熟悉环境，但这常常导致回归社会后迅速复发。现代疗法则相反：在安全的环境中反复暴露于诱发线索，却不给药物，让大脑重新学习这些线索不再意味着药物，从而逐渐削弱过程b和渴求反应。

成瘾是正常大脑功能的自然结果

与肿瘤、糖尿病或高胆固醇不同，成瘾没有明确的检测指标，也没有可以“一刀切”的治愈方法。它不是某个细胞病变造成的孤立问题，而是多个脑回路在学习和记忆机制下长期适应的结果。这使得成瘾更像是一种思维、情绪和行为的综合障碍，而非单纯的“脑损伤”。

成瘾之所以顽固，是因为它利用了大脑最正常、最基本的功能——学习与可塑性。药物带来的强烈刺激比自然奖励更有“分量”，神经系统对其做出的反应完全符合规律：强化、记忆、适应。于是，成瘾不是什么异常，而是“正常机制在非正常输入下的产物”。换句话说，除非阻断大脑的学习和记忆，否则成瘾几乎不可避免。矛盾在于：只有没体验过所谓的“高峰”，人类才可能不去追逐它。

不同于偶尔饮酒或抽烟的“体验型使用者”，成瘾者因高频率、大剂量的接触让大脑的适应彻底定型，形成强烈的耐受和渴求。记忆与环境线索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即便多年未用药，一个熟悉的场景、一种感官刺激，甚至像研究者描述的那样，只是看到针管里的血液，也足以瞬间唤醒大脑中曾经的体验，引发强烈的身体和心理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