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突围

张大卫的加入让耐克有了进军中国的希望，他深谙中美往来规则，提醒团队必须先获得中国政府的正式邀请。菲尔在他的指导下准备了厚重的陈述材料，寄往北京，虽然心里没抱太大希望，但耐克第一次把“10亿人，20亿只脚”的战略认真化为行动。

与此同时，菲尔决定反击美国政府的关税压制。他主导推出“one line”廉价跑鞋作为佯攻，以此干扰海关的估价标准；又借广告诉诸“自由与反抗”的爱国叙事，将耐克塑造成小公司对抗强权的象征；最后重拳出击，在纽约法院起诉竞争对手反垄断，迫使政府和对手走向和解。

随着和解金额从2 000万美元逐渐压到1 500万美元，菲尔依然坚持“不付一分钱”，担心妥协意味着承认不公平。查克却提醒他，只有解决纷争才能顺利上市，否则公司依旧有破产风险。菲尔一度担忧上市会让公司失去控制权，但查克提出“A股+B股”的模式：公众只持B股，创始人则握有A股的决定性表决权。这个机制让菲尔看到了既能融资、又能保住公司灵魂的办法。

在“恶棍”大会上，全员表决通过上市方案。菲尔心里清楚，市场窗口期最多只有一年，必须在解决与政府和对手的冷战后，立刻推进IPO，否则一切努力都可能化为泡影。

付出代价，迎接新战场

耐克与政府长达数年的“冷战”终于以900万美元和解，虽然金额不小，但相比最初的2500万，已是喘息的机会。菲尔在签下支票时想起1960年卖车换来的1100美元，更加体会到创业以来的艰辛与现实的重量。这一刻既是解脱，也是提醒：坚持换来的并不只是荣耀，还有沉重的代价。

很快，另一场冒险随之展开。1980年，菲尔组建精英团队——张大卫、斯特拉瑟、海斯——准备正式踏足中国大陆。他亲自为团队恶补中国历史与文化，心中既有宏大愿景也有担忧，就像球赛最后几秒，稍有松懈就可能输掉一切。

出发途中，他们先在日本停留休整，却突发插曲：海斯因恐慌症在酒吧崩溃，几乎拒绝登机。菲尔凭借直觉与坚定，安抚了张大卫，坚持相信海斯“明天会出现”。果然，第二天海斯如约到场，但当他们抵达北京海关时，却因行李箱里那12升伏特加，被工作人员围堵。出师未捷，这场中国之行一开始就带着戏剧性与挑战。

在中国大陆立足，迈向资本市场

1980年，菲尔带队在中国大陆考察12天，从天安门到十三陵，从破旧工厂到热闹宴席，他们见证了差距，也看到了机会。在谈判桌上，他们成功签下与中国田径协会的代言合同，让中国队在4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上首次穿上耐克鞋和热身服。更重要的是，奈克也与两家工厂达成合作，成为25年来首家在中国大陆合法做生意的美国鞋商。菲尔认为这已不只是“生意”，而是创造、改进与奉献，代表着耐克对人类舞台的参与。

紧接着，耐克启动上市筹备。经过多轮推敲，他们确定发行A股和B股，总计5000万股，其中A股掌握董事会决策权。菲尔个人持有46%的股份，确保公司在资本市场中仍保持独立与掌控。这既是企业规模化的必然选择，也是菲尔为捍卫耐克文化与长期愿景所做的战略布局。

盛大路演与上市首日

在正式上市前，耐克团队展开为期一周、横跨12个城市的“盛大路演”。菲尔、海斯、约翰逊各自承担不同角色：海斯负责数据开场，约翰逊讲鞋与创新，菲尔收尾讲精神与历史。他以鲍尔曼、华夫鞋、公司灵魂为故事核心，成功打动投资者。然而，海斯一次醉酒的即兴演讲差点让气氛冷场，菲尔不得不收紧阵容，让他只负责答问。

长途奔波中，约翰逊和菲尔忆起从艰难创业到站上华尔街的历程，感慨万千。最终，在与库恩·勒布集团（华尔街投行代表）的博弈中，菲尔坚持股票定价22美元，强硬到底，才换来上市的确认。1980年12月2日，耐克股票正式发行，菲尔个人身价跃升至1.78亿美元，鲍尔曼、海斯、约翰逊等人也一夜之间跻身百万富翁。

然而，荣耀与财富并没有带来轻松或喜悦。菲尔回到家，依然按部就班：跑步、讲故事、关灯、上床。他在心底感到的不是欢腾，而是遗憾——遗憾自己希望能重来一次，遗憾上市并未改变任何东西。第二天清晨，他依旧最早到达办公室，仿佛一切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