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固的信念

民族的精神结构如同生物的进化，有些特征稳固如骨骼，需经漫长时代方能改变；有些特征则如枝叶，随境而易变。群体的思想亦然。它们分为两类：一是深植于民族灵魂的强烈信仰，历经千年而不衰，如封建制度、基督教精神、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二是短暂而多变的意见，如文学、艺术、哲学的流派——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不过是深水表面的涟漪。真正的文明总以恒久信念为根基，一旦这种信念崩塌，社会便进入无政府状态。罗马的衰亡即源于信仰的消逝；而野蛮人只有在获得共同信仰后，才从混乱走向组织与力量。

普及性信念是文明的柱石。它虽常以虚构为基础，却能塑造制度、艺术与伦理。历史上无数荒谬的信仰，都曾凭其坚固的心理力量维系秩序——腓尼基人以孩童祭火神摩洛克长达1500年；基督教的救赎神话支配了欧洲千载。理性与天才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兹都未能撼动这种集体催眠。信仰的力量在于它满足了人类最深的渴望——梦境与希望。它无需真实，只要能赋予意义，就足以让群体为之奉献生命。

新的信仰一旦生根，便创造出新的世界观。它激励实干家行动、立法者立法、艺术家表达、哲学家阐释。文明的形式随之而生，而每个时代的思想、风格与行为方式，皆被其信念所塑。信仰与习惯结合，成为最专制的力量，深藏于人心，使人难以察觉却无处不在。摩西、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这些“死者的统治者”，比任何活着的暴君更具权势。推翻国王靠政变，推翻信仰则无能为力。哲学可揭示其荒谬，却无法剥夺其魔力。即便是现代的社会主义，也因其承诺的“现世天堂”而拥有宗教般的吸引力。信仰的力量往往在实现之日终结——当理想照进现实，幻象就被暴露。历史因此轮回：每一种文明，都由一个信念生起，也必在另一个信念的崛起中终结。

群体意见的多变

在牢固信念的深层之上，漂浮着无数转瞬即逝的意见。这些观点的生命极其短暂，往往一朝兴起便次日消亡。它们如浪尖的泡沫，虽闪耀一时，却无法改变民族信仰的深流。真正的思想基础由种族特性与普遍信念支撑，政治、宗教、文学、艺术的多变，不过是在相同精神结构上不断重复的表象。法国自1790年至1820年的三十年间，群体几度在君主制与革命之间摇摆，宗教信仰也从天主教到无神论、再到自然神论，最后回归天主教。这种剧烈波动看似变幻莫测，实则不过是民族精神的不同表现形式，脱离这一根基的思想终将回归原点。

现代社会中，意见多变的现象比任何时代都剧烈，其原因有三：其一，旧信仰的衰落使短暂观念充斥思想空间；其二，大众力量的膨胀使意见无拘无束地更迭；其三，报业与传媒的扩张不断传播相互对立的观念，使任何主张都难以稳定。结果是，没有一种观点能形成普遍共识，所有思想都成了短暂的回声。政府与媒体不再引导舆论，而是被舆论牵着走。记者不再塑造思想，只迎合读者的情绪；政治家不再制定方针，只恐惧公众的反复。舆论已成为国家政策的最高主宰，而情绪取代理性，成为社会运作的动力。

这种局势的后果，是信仰崩解、思想麻木与精神的空洞。现代人对一切观念都怀疑，对一切理念都冷漠。过去的政党、哲学或艺术运动虽短命，却仍以某种信仰为支柱；如今的思想则缺乏根基，只在竞争与刺激中漂浮。理念的消退固然是民族衰老的征兆，但也暂时延缓了新的专制——因为当大众的意见极端多变时，没有任何力量能长期统治他们。然而，这种不稳定亦意味着文明的危机：一旦某个观念重新获得普遍信仰与声望，它便会立刻化为新的绝对权力，摧毁自由讨论的空间。大众的统治既反复无常，又残酷专断。若文明沦入这种无定的情绪洪流之中，它的延续将取决于唯一的幸运——大众意见的多变与信仰的冷漠。